作者：周哲浩/陈畅

编辑：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判断一位商业大亨的名望，既要看他的财富规模，也要看他的社会地位，更要看他的葬礼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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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媒体人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的书里，这些大佬被统称为“教父”。史塔威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从事新闻工作，替《经济学人》的商务情报部门写了大约十本与中国有关的小册子，2007年，他撰写了一本聚焦东南亚大亨的书，名叫《亚洲教父》。

史塔威尔后来专门澄清，用“教父”这个概念，并不是要说大亨们有多么冷酷毒辣，书里也没有类似麦克·柯里昂枪杀毒枭索拉索这种好莱坞式的情节，但教父们的传奇往事，依旧足够令人瞠目。

比如教父家长式的作风——“糖王”郭鹤年在开《南华早报》董事会议时，怒斥48岁的儿子让他滚蛋，让一旁的董事尴尬得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又比如教父开枝散叶的家族血脉——陈弼臣的长子陈有庆活跃在香港金融界，儿媳妇是泰国科技部长；黄奕聪情定印尼，据称有7位妻子和40多个儿女；菲律宾的郑周敏在2002年去世时，留下了14个子女，由女儿郑绵绵接替他管理着庞大的亚洲世界集团。

抑或是教父错综复杂的朋友圈——印尼的华人首富林绍良和执政长达32年的苏哈托是生死之交；生于福建晋江的陈永裁是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大金主；陈弼臣掌管盘古银行时，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谢国民都是他的客户。

亚洲教父们的人生经历往往大同小异：他们不是出生在中国，就是出生在当地的华侨家庭；他们大多涉足烟草、金融、地产等“政策密集型”行业；他们在青年披荆斩棘，在壮年翻云覆雨，在晚年闲云野鹤。他们既是实业大亨，也是资本大鳄，还是慷慨的慈善家。

从华人下南洋与殖民时代，到战后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军队和大独裁者与东南亚的经济的复苏和崩溃交相辉映，教父们闪转其间，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底色。

林绍良的财富一度超过李嘉诚；谢国民在泰国把正大集团发展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农业贸易公司；陈永栽在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庇护下主宰了烟草行业，掌握了主要银行；在马来西亚，郭鹤年的“糖王”往事自不必多提，郭家最新的IP，是营收达到两个茅台的金龙鱼。

而史塔威尔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教父到底是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还是受益者？东南亚的繁荣奇迹是拜教父的努力，还是说教父只是这种繁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