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那场危机对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眼下，全球又正处于大变局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过去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了金融风险不断积累，酝酿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的风险。

　　在近日举办的《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上，不少与会嘉宾认为，当时亚洲部分国家存在长期经常项目逆差即国际收支危机、过早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应对起初的危机存在政策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措施存在问题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危机发生。同时，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是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亚洲区域合作，则是当时解决危机的其中一项重要安排。

　　为此，不少与会嘉宾都建议，为了避免下一场危机，应构建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同时还应继续完善亚洲区域合作机制。

　　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会上指出，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从东南亚国家内部来讲，主要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短期外债比例过高，经济发展速度超出发展潜力；从外部来看，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美元又是本币又是国际主要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而25年后的当下，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又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点就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

　　“与25年前相比，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逐步下降。美国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从65.9%升到逾128.8%。美国经济的实力很难支撑原来美元的地位，但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仍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增加美元储备，承担了美元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戴相龙说道，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要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范和化解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风险。

　　在他看来，现在可行的办法是：建议国际货币基金基金组织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稳定；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推进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国家贸易的本币结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则在会上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在货币合作的四方面的进展，一是亚洲货币基金，第二是《清迈协议》，第三是亚洲债券市场建立，第四个是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 简称ACU)倡议。

　　其中，ACU即由东盟+3国家货币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东盟+3”各国货币要盯住ACU.通过盯住ACU，“东盟+3”各国中央银行可以稳定同其他成员国家之间的汇率，以避免竞争性贬值。同时，由于这个货币篮子对于美元、欧元和其他域外的货币是浮动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使东亚国家避免固定汇率所造成的难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调整汇率的问题。余永定认为，ACU的提出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可以形成稳定的汇率，并最终把汇率永久固定下来，ACU就成为创建区域共同货币的第一步。

　　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原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桥亘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对于美元依赖度的重新考量，需要考虑如何在现在的美元体系和如何不过度依赖美元单一货币之间达成平衡。他建议，将建立亚洲数字共同货币(ADCC)作为亚洲合作未来的一个目标。

　　具体而言，他称，由于ADCC是数字货币，所以不需要真的去印钞，加之各成员经济体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所以建立ADCC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在ADCC下，必须要保证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又需要有一个管理的体系来进行高层管理。此外，还需要发行ADCC相关债券来支持货币发行。

　　通过ADCC和相关安排，他称：“可以降低一揽子货币的外汇风险，而且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去管理多边体系、多边框架之下每一个国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并且，相关债券还可以扩大亚洲的债券市场，融资可以在亚洲国家之间作为国际公共财务来使用，这对于未来的亚洲金融合作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完善亚洲区域合作机制

　　在总结与回顾2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后，与会嘉宾还特别提到了亚洲的区域合作在当时如何缓解危机，同时还探讨了亚洲各国未来如何能更好地合作来有效防范新的危机。

　　戴相龙指出，眼下，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扩大了亚洲地区金融风险。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他强调，亚洲要继续推动东盟10+3金融合作，建立区域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签订“清迈协议”。根据该协议，“10+3”对设立2500亿美元的互助性资金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共识。

　　戴相龙说道：“东盟已在2021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国，日本、韩国是我国第四、第五大贸易国，这是由地域、历史和市场决定的，美国很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来拆散‘10+3’的经贸合作关系。”为巩固和发展“10+3”经贸合作关系，戴相龙认为，还应创造条件继续讨论“清迈协议”的落实，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区域性防范能力。

　　余永定也认为，虽然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比，当前亚洲金融合作的现实基础有所下降，但仍应努力深化而不是放弃区域金融合作。

　　他称，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亚洲金融合作逐渐失去动力。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东亚金融、货币合作似乎已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议题。从操作层面上看，东亚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同25年前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亚洲金融合作的初衷是充分利用本地有限的外汇储备，对陷入危机的国家实施救援。但东亚地区如今已经成为“储蓄过剩”、外汇储备十分充裕的地区。东亚地区本地货币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发展更多是适应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结果，同区域金融合作并无密切关系。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目前大部分是自由浮动。总之，当前东亚的域内和域外经济关系、东亚地区需要解决的经济、金融问题同当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但他强调，亚洲各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在经济上是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东盟10+3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东亚地区的繁荣，东亚国家应该努力深化而不是放弃始于25年前的区域金融合作。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南迪称，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为深化东亚合作创造了动力，另外一方面，当时提出的一些比较大的合作设想，特别是关于亚洲区域金融架构的设想，至今还没有完成。他建议，在新冠疫情挥之不去且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的当下，亚洲的抗灾能力以及危机准备能力也必须在纳入区域议程中。具体而言，他建议东盟和东亚国家必须建立东亚灾害管理基金。此外，俄乌冲突升级后，亚洲协同的复苏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在那些区域内通胀压力较小的国家，政府可以做更多，来刺激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同样强调了加强区域合作乃至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他在会上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东亚各国强烈要求下，1999年七国集团(G7)国家财长提议成立金融稳定论坛(FSF)，但这一论坛十年内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直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论坛改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全球金融稳定评估、统一监管标准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这是危机触发共识的绝好例子。

　　同时，他认为，眼下的情况除了区域合作更需要全球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代表性国家在合作共赢上达成共识。但随后，2018年起风云突变，贸易摩擦、技术脱钩、甚至产业补贴政治化，今年又发生地缘冲突。回望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如果当事各方及早采取措施，危机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再艰难，还是要重走合作共赢之路。”他称。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