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700多家跨国企业自印度“跑路”的新闻引发关注，同一时间，印度总理莫迪豪言“印度25年内成为发达国家”亦登上热搜。而伴随这些跨国公司失望离开，印度“全球投资热土”的名号显得有些货不对板。

　　外企在印度：无奈撤离或谨慎进入

　　2021年，印度商工部部长戈亚尔在向国会的报告中透露，最近7年来，共计有2783家跨国公司离开了印度，这些企业涵盖多个产业领域，包括能源领域的凯恩能源、电信通讯领域的和记电讯国际、制药行业第一三共，日用化工巨头汉高，制造业的福特、通用汽车和哈雷-戴维森摩托，建筑行业的瑞士豪瑞、拉法基水泥，银行业(消费业务)的花旗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零售巨头麦德龙等。

　　并且，虽然2017年后在印度注册的外企数量增长了11.4%，但在印度市场积极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数量却不增反减，由2017年3月的3361家降低至2021年12月的3311家，降幅达1.5%。两项数字相叠加，至少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撤离的跨国企业收益远未达预期。过去10年间，福特在印度累计亏损逾20亿美元，其印度公司负责人表示，“多年的亏损，持续的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印度汽车市场缺乏增长预期，导致了退出的结果”。通用汽车亦发表声明称，“(在印度)无法期待取得与投资相符的利益”。花旗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选择出售或关闭在印零售业务，同样是因为零售部门无法在印度市场获取客观利润，对总体收益构成拖累。

　　第二，近年新来印的跨国公司数量有限。虽然莫迪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印度制造”“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等多重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开产业投资限额以吸引外资，但真正进场的跨国企业并不多。

　　据《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19年至2021年，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全球FDI总额的比重由3.4%下降到了2.8%。2021年，在印度的主要FDI来源国中，除毛里求斯、德国、日本向印度直接投资额有所上升外，新加坡、美国、荷兰、阿联酋对印直接投资均有下降，且降幅超1/4.此外，英国和开曼群岛对印直接投资亦降低1/5，导致2021年流入印度的FDI总额减少近1/5，降至513亿美元。

　　印度市场：潜力大但创收难

　　印度市场潜力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共识。

　　印度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和相对低端的消费结构，市场消费需求存在巨大的扩张空间。近年来，伴随所谓“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印度市场更是被寄予厚望，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印度看作“第二个中国”，期待印度走出一条与中国类似的高增长曲线。

　　印度政府更是不惮于宣扬本国经济成就，莫迪政府2019年宣布印度要在2025年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今年8月15日，莫迪在独立日讲话中更宣誓要在25年内成为发达国家，其对印度经济的信心不可谓不强。

　　正是瞄准了印度经济的美好前景，诸多跨国公司于新世纪初争先恐后登陆印度市场，期待能在这片“蓝海”中占得先机，收割印度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红利。但20多年过去了，印度市场的潜力至今仍未兑现。

　　从印度自身发展水平看，按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印度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930.7美元(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仍属于国际定义的中低收入国家，相当于中国1998-1999年之间的水平。

　　印度经济体量虽大，但较低的人均收入意味着民众实际消费能力有限。所谓“6亿中产阶级”日均消费支出仅为2-10美元，其中占绝对大多数的是司机、装修工、街头小贩、木匠等人群。这些人往往摆脱贫困不久，从事门槛低的服务业工作，其收入除用于居住、食品等必需支出外，还需承担家庭教育、医疗和必要消费品，很难留存足够收入用于消费跨国公司提供的中高端产品或服务。

　　新冠疫情的冲击和近期的通胀加剧、物价高企，更导致不少中产阶级滑落至贫困阶层，延缓消费市场复苏。

　　众多跨国公司在印度市场的战绩也印证了这一点：高价的苹果手机多年来难以打入印度主流市场；主打性价比的小米在印度深耕多年，利润最高不过2020年的3.5亿元人民币。

　　难以取得预期盈利，甚至要靠长期“倒贴”去占有市场份额，成为很多在印跨国公司难以言说的痛。

　　印度对外企的态度矛盾多变

　　印度的营商环境并不乐观，最具代表性的是税务。印度税务部门对跨国企业的税收审查严苛频繁，“偷税漏税”“洗黑钱”等罪名多如牛毛，“税务恐怖主义”恶名远扬。

　　2012年，时任国大党政府曾通过一项对《1961年所得税法》的修正案，该法案允许政府对1962年以后发生的任何涉及直接或间接转移印度资产的跨国企业交易追缴资本利得税。

　　根据这一条款，印度税务部门在全球发起追缴行动，向包括凯恩能源、沃达丰等多家跨国公司开出数十亿美元罚单，一时被国际投资界所诟病不已。尽管莫迪政府2021年废除这一法案，但印度政府缺乏契约规则意识、凭借主场优势肆意“敲竹杠”的行为方式一时间却难以改变。

　　反垄断是印度政府对跨国企业的另一大监管利器。以印度竞争委员会(CCI)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常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苹果、谷歌、亚马逊、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开展“反垄断调查”，并开出巨额罚单，时刻提防本国市场被跨国企业所垄断把持。

　　除此之外，印度的保护主义政策不胜枚举，包括歧视性关税政策，对进口产品征以高关税，强迫外企进行本地化生产；政府采购中偏向本土小企业；频频高举“国家安全”大旗，对大型跨国企业进行滋扰等等。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的投资环境报告就将印度描述为“具有挑战性的营商之地”。

　　长期以来，印度对外企的态度是矛盾多变的。一方面，其经济增长需要资本，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届印度政府基本奉行开放战略，吸引跨国企业进入；另一方面，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国内众多中小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希望快速培育本土产业链的主观愿望，导致印度或排斥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或“高标准”要求这些企业利润不得转出，技术必须转让，政府有时还因选举需要或民粹主义压力拿出某些跨国企业“祭旗”，以彰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事实证明，无论印度享有怎样的地缘政治优势，抑或有怎样的发展前景，以脚投票的市场选择才是最具说服力的。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