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梁敏于勇

　　圆桌嘉宾：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章俊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云超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既体现在宏观方面，也体现在中观结构和微观要素。未来高质量发展要从供需两端、内外双循环、产业链安全以及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等诸多方面着手。其中，最大的着力点是发展实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制造业入手，让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形成良性互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对科技创新提出更高要求，持续的产业升级后会反哺科技创新，进而带来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如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经济发展着力点在哪？怎样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本期“上证圆桌”栏目邀请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章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云超，围绕上述话题进行探讨。

　　他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道路，须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发力。经济增长质量被置于更重要位置，但未来经济增速仍要保持在一定水平。

　　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上海证券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理解其深意？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经济发展动能有序转换。未来如何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刘元春：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道路，必须立足我们现在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章俊：如果说，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更多是依赖经济层面量的增长来把饼做大，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多是转向经济层面质的增长来把饼做好。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未来高质量发展要从供需两端、内外双循环、产业链安全以及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等诸多方面着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高质量增长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及“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巨大，可以通过持续产业升级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具有良好工业基础的东部地区的人才、技术、资金支持下，更多转向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而西部地区更多利用本地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从而确保国内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应对任何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此外，中国也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坚持“走出去”。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优势资源，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王军：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道路，须完成动力切换，以“新五化”开启中国经济的第二发展曲线，实现换道超车和高质量发展。

　　所谓“新五化”，一是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由消费升级、分层与下沉所共同驱动的中产化，消费将成为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驱动力，“Z世代”“新中产”和“银发族”将成为未来消费最突出的三大人群；二是由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所驱动的数智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发展空间广阔，在创新驱动和科技引领下，中国经济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三是由“双碳”战略倒逼结构调整所要求的减碳化，碳中和目标将为全社会、为更多传统产业和新兴行业创造“点碳成金”的机遇；四是由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举所形成的城乡一体化，这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和城镇化发展下半场的必然要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五是与人口转型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相伴随的老龄化，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人口转型是由量到质的飞跃，将对未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和机遇。

　　胡云超：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既体现在宏观方面，也体现在中观结构和微观要素。宏观方面的高质量包括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比较健康，增长、就业、物价、市场、对外经济等比较均衡稳定。中观高质量表现在大类经济部门、重要经济领域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比较协调，如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微观高质量包括主要产业体系完整、生产方式先进、产业水平高级、市场竞争既有序又充分，核心是体现在利用资源的效率和效益较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高质量宏观效益须植根于深厚的微观高效率发展。核心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建设现代化且不断升级的经济体系、不断更新的产业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诸多难题待解

　　上海证券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从地区生产总值看，2021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分别达9.6万亿元、27.6万亿元、10.1万亿元，远超其他地区；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2021年东部与中西部之比分别为1.53和1.68.其次，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许多卡点瓶颈。在芯片EDA软件、光刻机、工业核心软件、航空钢材、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多个领域，仍面临较大挑战。再其次，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仍然任重道远。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王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比如在经济方面，须重视以下三大发展难题：

　　一是经济增长大概率出现趋势性回落。随着人口红利减弱、资本回报效率下降及技术进步贡献放慢，中国经济可能从过去10年6%至7%的中高速增长，转向未来10年4%至5%的中速增长。

　　二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多方面制约。例如，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及杠杆率偏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短期经营困难和中长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并存，全球经济中长期衰退阴影冲击中国外需，全球化受阻和外部脱钩断链风险犹存。

　　三是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加大。各个经济主体特别是私人部门(尤以非金融民营企业为代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者说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问题，这是一种由于风险偏好下降所导致的非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胡云超：在经济建设中真正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须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融入到国民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推动创新引领、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显然不能套用传统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模式。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且更加重视第二产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和带动作用。各个产业既要发展现代化技术，又要融入中国式的价值观念。再如，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企业组织发挥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企业组织形式和组织制度的要求是什么？现代化建设同样离不开资本市场发挥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深化资本市场建设有什么要求、如何建设？现代化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众多问题都要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对标。

　　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上海证券报：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最大的着力点在哪里？

　　刘元春：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取得重大进展，就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基本保障，发展实体经济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实体经济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能为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提供根本支撑。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根基，面对国内国际复杂形势，牢牢把握实体经济才能继续提升综合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些西方国家忽视实体经济，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导致了产业空心化和大量失业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章俊：考虑到目前人口红利减少和资本边际产出持续下降，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须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载体就是实体经济，因此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

　　过去实体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出口和基建房地产投资驱动，但发展实体经济要寻找新的抓手。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向是制造业，长期以来，制造业投资往往更多被视为消费，被视为基建和房地产需求增长的结果，通过周期性扩大和更新产能来满足相关需求。在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应该更多把制造业投资作为需求的来源，而不是需求的结果。具体而言，制造业投资将逐步取代房地产和基建成为内需的主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制造业入手，让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形成良性互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对科技创新提出更高要求，持续的产业升级后会反哺科技创新，进而带来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经验看，实体经济丧失竞争力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债务水平会显著上升，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导致经济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大幅上升。

　　未来经济仍须保持一定增速水平

　　上海证券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表述背后有何深意？“量的合理增长”大概是怎么样的增速水平？

　　章俊：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量的合理增长”的表述，并非没有数量的要求。

　　“十四五”规划建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提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OECD等国际组织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要获得中等发达国家的入场券，2.5万美元的人均GDP是基本的门槛。以2019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万美元的人均GDP作为起点，未来10多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须维持在4.5%左右。

　　从数据层面看，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与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下降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占比为27%，大致与韩国持平，而韩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约为中国的3倍。因此，未来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当前水平，必须保持投资的强度和生产部门中工业的占比，这就意味着要稳定甚至提升制造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这一点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被着重强调，说明未来在兼顾质和量的增长层面的抓手是制造业。

　　王军：如何理解量的合理增长？到2035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未来年均经济增速至少应达到4.8%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上海证券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如何理解这一点？

　　章俊：过去，发展过程中关注较多的是需求，而高质量增长须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从2015年开始实施以“三去一降一补”为特征的供给侧改革，在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方面的目标和路径都很明确，但对“补短板”更多停留在探索阶段。未来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是聚焦在“补短板”方面，弥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弥补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以及弥补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不足。在未来经济转型过程中，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同时，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的能力和质量来刺激需求，最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王军：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既有供给侧，也有需求侧。需求侧的问题主要是消费需求存在总量和结构性的不足，投资需求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低效率。供给侧则存在结构性不适配，大量中高端需求得不到满足，低端产品的供应存在产能过剩。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点既要放在需求侧，也要改善供给结构，消除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只有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挖掘需求潜力、促进需求升级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高端产品供应、减少过剩产能，才能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如何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有两点：一是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所谓内生动力，主要是未来扩大内需应更多着眼于消费需求；所谓可靠性，主要是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这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相呼应，也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相呼应。二是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和竞争，引进更多国际资本、人才和技术，以提升自身技术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进一步巩固我国已有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等加速发展。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