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冬藏，一年将尽，但对有些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熬过2022年，基金经理孙文龙加盟新东家博道基金后的首只基金，将在2023年首个交易日(2023年1月3日)迎来首发。

　　孙文龙于2010年加入国投瑞银基金，截至2021年末离职前他在老东家从研究员干到基金经理，再到基金投资部总监。和孙文龙类似，博道基金也有着明显的“新人老将”痕迹，5名高管均出自交银施罗德基金，被称为“小交银”。

　　这并非个例，而是公募基金行业贯穿于24年发展历程中的“相继血脉”：铁打营盘培养出了精兵强将，出来后有些兵去了别的营盘，有的直接当了将军，建立自己的营盘。就这样，新老营盘相互交织，士兵将军生生不息，繁衍出了这一超26万亿元的资管大阵营。

沪有“小交银” 深有“小大成”

　　上海滩是中国公募第一重镇，根据银河证券数据，按资产净值全口径计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上海公募机构管理规模为9.84万亿元，远超过深圳的6.69万亿元和北京的5.62万亿元。孙文龙从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后，于2010年7月进入国投瑞银基金上海总部，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基金投资部副总监、总监。他从2015年1月开始管理公募基金，他管理时间在3年以上的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等多只产品，任职回报均超过100%，个别基金收益还超过了250%。

　　2021年末孙文龙从国投瑞银基金离职，于2022年初去了同在上海的博道基金。这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6月的个人系公募，最初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后来通过“私转公”后变为公募基金公司。在公募圈，博道基金被称为“小交银”，5名高管此前均是交银施罗德基金核心骨干，他们出来后一起创立了博道基金。比如，博道基金董事长莫泰山曾是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总经理沈斌曾是交银施罗德基金市场总监；副总经理史伟曾是交银施罗德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来源：基金公告)

　　同在上海的东方红资管，也有着两家“血脉相继”的基金公司：一是陈光明早些时候成立的睿远基金，二是王国斌和任莉在2022年初成立的泉果基金，两人分别是东方红资管原董事长和原总经理。

　　同样的案例还发生在深圳。位于深圳的东方阿尔法基金，是华南地区首家纯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因创业骨干大多源于“老十家”公募大成基金，东方阿尔法称得上是一家五脏俱全的“小大成”。比如，东方阿尔法基金的总经理刘明，曾是大成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投资部总监、副总经理、股票投决会主席，管过公募和社保组合基金；董事长肖冰曾是大成基金的市场部总监、综合管理部总监、副总经理兼董秘；督察长曾建曾是大成基金的人力资源部总监；首席信息官曹渊曾是大成基金的高级系统工程师。

从“老十家”走出的公募大佬

　　在北京，与“老十家”华夏基金“血脉相继”的公募，是“中国公募教父”范勇宏所在的鹏扬基金。

　　范勇宏是基金业第一代大佬，1998年受命牵头筹建华夏基金，并出任华夏基金第一任总经理。当年从华夏证券出来时，范勇宏还带出了一位名叫王亚伟的年轻人。此人后来管过代码为000001(华夏成长混合)和000011(华夏大盘精选混合)的基金，在管理后者的6年多时间里创造了近1200%的回报，一举奠定了“公募一哥”地位。

　　但鹏扬基金是由杨爱斌创办。杨爱斌于2005年入职华夏，曾任华夏基金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当时是范勇宏的旧部下。但杨爱斌先于范勇宏离开华夏基金，在2011年“公奔私”后创立了阳光私募鹏扬投资，后于2016年“私转公”回归公募，成立鹏扬基金。范勇宏于2012年辞去华夏基金总经理职务，在加盟鹏扬基金前曾担任过中国基金业协会副会长。

　　当然，鹏扬基金吸收的“公募血液”不止华夏基金。比如副总经理兼股票首席投资官朱国庆，曾任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股票投资总监；股票投资部总经理赵世宏，曾有过中银基金、易方达基金、大成基金等从业经历。

　　除了华夏，成立于1998年的南方基金也成就了多位创业大佬，最为市场熟知的是27岁就出任南方基金投资总监的王宏远。

　　王宏远1998年加入南方基金，2009年4月离开后有过一段券商卖方经历，2013年再度回归公募，以联席董事长的身份加盟前海开源基金。在王宏远之后，从南方基金过来的还有网红经济学家杨德龙、百亿基金经理曲扬等人。

　　创金合信基金总经理苏彦祝，早期曾任南方基金投资部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管理过公募行业第一只保本基金，2010年他转型从事券商资管业务，加入第一创业证券担任资产管理部(创金资产管理)总经理，后于2014年带领第一创业创金资产管理团队，创立了创金合信基金。

　　这些创业基金公司大多成立于2013年前后，有着股权激励、合伙人机制等制度优势，是新基金法红利下的试水者和受益者。截至目前，前海开源和创金合信已是规模过千亿的中型公募。

这些“相继血脉”更丰富

　　放眼整个公募圈，如范勇宏、王宏远这样的大佬创业毕竟是少数，公募更为丰富和充沛的“相继血脉”，依然是如孙文龙那样活跃于市场一线的新/中生代基金经理。

　　在2022年，最火热的血脉要数赵诣。2022年3月，赵诣从农银汇理基金离职，他先后在这里干过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并于2020年以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等4只绩优基包揽了年度前四强，成为年度股基“四冠王”。从农银汇理基金出来后，赵诣加盟了新成立的泉果基金，于2022年10月发行了在新东家的首只基金，这只基金最终募集了近100亿元。

　　早在赵诣离职前的两个月(2022年1月)，一位叫闫思倩的基金经理悄悄加盟了“老十家”鹏华基金，现在是权益投资三部总经理。闫思倩此前是工银瑞信的基金经理，2019年-2021年她管理的工银瑞信生态环境股票基金累计净值增长超400%，在全市场同类产品中排名第四，是公募圈内继葛兰之后的又一名投资女神。被称为“新能源女神”的她在2022年7月发行了来鹏华后的首只基金鹏华新能源汽车混合，首募规模超过30亿元。

　　时间往前退到2021年。这年8月31日下午，景顺长城基金位于深圳嘉里建设广场的会议室，挤满了前来采访的财经记者，接受采访的是当年5月刚从宝盈基金过来的基金经理李进。新锐基金经理加入头部权益投资公募，很快得到了公司重用。他先在当年8月接手了一只老基金，后在11月发售了在新东家的首只新基金。

　　同在2021年8月，前海联合基金的基金经理何杰加盟平安基金，他在当年12月出任平安低碳经济混合的基金经理，到2022年9月才发行了在新东家的首只新基金。与何杰共同管理平安低碳经济混合的李化松，是平安基金的权益投资总监。李化松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平新乔(平新乔写的《微观经济学十八讲》，是商科领域经典的考研教材)，师徒早年合写的一篇外贸相关学术论文，还拿过孙冶方经济学奖。李化松早年在嘉实基金，从2015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2018年南下加入平安基金后，实现了从基金经理到权益投资总监跨越，如今还是平安基金的总经理助理。

经济报酬不是跳槽的唯一因素

　　24年间，基金行业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蜕变，更是实现了高速蓬勃发展。上述代际相替的一个个创业和跳槽故事，只是中国公募发展史上的一个个小片段。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历程都会伴随着公司主体增多、人员流动加快，甚至还会出现分化与分工细化现象。比如公募行业分出基金公司和基金销售公司，各自领域都有着明显的“马太效应”。但最为精彩的，依然是人的故事。

　　在王宏远早期那个年代，搞金融的人是少数的，资本市场的公司主体和交易活跃度远不如现在。公募基金的成长过程，也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建立的过程。加上经济体量迅速增长，资本市场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在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群体扎堆的地方，价格信号对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自然会比其他地方高；另一方面，现在的公募基金领域的公司类型众多，既有国投瑞银基金这类老牌合资公募，也有鹏扬基金这类机制灵活的个人系公募，促使人才流动的因素除了经济报酬本身外，公司机制和人才之间的磨合情况，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孙文龙在国投瑞银基金不可谓不优秀，为何会选择去一家个人系公司？

　　基金经理出圈是近几年公募发展的一大特点，少数个别的人气基金经理赚足了市场流量，也给基金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增量规模。如此热闹喧嚣，基金市场逐渐出现了虹吸效应：吸引来越来越多非金融出生的高学历专业人士，尤其是以生物医药、电子半导体、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理工科专业的博士。包括孙文龙，早年有过一段时间的实体企业经历，后来回复旦读研后才去了金融机构。市场开始追问，几乎所有专业的高端人才都来搞金融，这正常吗？

　　这样的追问属于价值判断，并没有标准答案。但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史来看，经济报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会随着不同的经济阶段呈现出“轮动”状态。无论是孙文龙还是李化松，他们所做的决策，也只是基于自身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在这些聪明的头脑里，跳槽所考虑的因素，远不止于经济报酬。

（文章来源：券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