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民银行成立71周年之际，易纲发表7000字雄文，详细阐述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思路。

71年前的今天，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正值央行成立71周年之际，央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发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署名文章，从回顾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的三个演进阶段，分析为何当前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我国多年来在探索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的认识和经验，我国货币政策下一步的使命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主要主力点等方面详细阐述。

易纲强调，“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要求我们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分析美、欧、日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的取向，可以判断，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

“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易纲称。

要点一：这些原因让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及预期▲▲▲

易纲回顾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目标比较多，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当时的货币政策目标较多，且更多侧重于经济增长。

但是，发达经济体依靠货币刺激实现高增长的做法并不成功。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问题，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发生，当时美国物价年均涨幅超过10%，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和失业率都创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较快，但忽视了金融稳定。这一时期，保持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目标。总的来看，货币政策在反通胀方面取得显著效果，主要发达经济体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时代。

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物价指数相当稳定，但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幅飙升，系统性风险累积。因盯住低通胀而形成的宽松货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这些都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着力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但超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面临新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乃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

但是这些政策从中长期看也可能会延缓经济内在的调整进程，加剧结构性问题。近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呈边际递减的态势。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常态化”。

对于第三阶段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为何会日渐式微，易纲给出了三个答案：

一是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决定的。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

二是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

三是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会使利差收窄，挤压银行体系，弱化银行货币供给的动力。

央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在本周五举行的2019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金融街金融市场峰会上也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在老龄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平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要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就是需要依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但是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很多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难以达成共识，以至应对危机的临时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迟迟无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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