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力文、宋怡然、韩丝蒙、韦巍

　　综述：今年以来出现了众多极端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现象，我们分析认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破坏冷战后建立的多边合作机制，全球由合作发展转向政治对抗，逆全球化不断升级而引发的制度性政治经济危机。西方制度的非包容性和发展模式的非普惠性使得这种政治对抗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危机的解决必须依靠全球治理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一、今年极端政治经济现象是全球制度性政治经济危机的外化体现

　　今年以来，俄乌冲突升级、新冠疫情持续发酵，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多国经济陷入衰退风险，我们感受到了危机渐行渐近的脚步。然而本次危机表现出了一些有别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大萧条时期的极端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现象。

　　第一，全球范围内出现极高通胀。不同于以往极端通胀只出现在局部发展中国家，本次通胀普遍发生在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大型发达经济体。截至目前，美国、欧元区和英国通胀分别达到了9.1%、8.1%和9.1%的历史高位，且尚无缓解迹象。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攀升已严重影响了欧洲、非洲、南美、日本、印度等多个地区和国家人民的基本食品和用电保障。

数据来源：Wind、笔者整理

　　图1：全球通胀高企

　　第二，多个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连创新高。资源价格暴涨下，德法、日韩等传统制造业强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屡创新高，越南等新兴工业国家也开始出现贸易逆差，美国月贸易逆差更是达到惊人的千亿美元。持续贸易逆差下，多个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恶化，在加息周期下，债务问题一触即发，并有蔓延至部分发达国家的迹象。

　　数据来源：Wind、中铝资本整理

数据来源：Wind、笔者整理

　　图2：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出现贸易逆差　

　　第三，欧元、日元等强势货币汇率大幅下跌。美元加息周期下，日元作为传统避险货币，汇率却出现了天量贬值，美元兑日元汇率一路贬至139附近，贬值幅度达到33%，创24年来新低。欧元兑美元汇率贬至1.0附近，贬值幅度达23%。传统强势货币的大幅贬值除了利差因素外，也反映了市场对其国内经济的悲观预期和其主权信用信心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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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

　　第四，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资产定价失锚。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以来，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飙升至最高3.5%，全球风险资产面临下挫风险。然而俄罗斯卢布逆势升值至远超俄乌冲突爆发前水平；原油和粮食价格波动剧烈，攀升至历年高位；美股振幅扩大，在暴涨暴跌中螺旋下探；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汇率仍保持相对坚挺，A股在失速下跌后强劲反弹。种种异常的市场表现均指向货币定价、大宗商品定价，资产定价均已失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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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原油、粮食价格剧烈波动

　　第五，政局和社会动荡，难以达成共识。与以往国际舆论对战争一边倒的谴责声音不同，多国对此次俄罗斯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表态，国际社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欧盟面对能源危机、乌克兰难民救助、北约东扩等难题，内部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单个经济体内部也出现分化，欧洲右翼势力强势崛起，在法国、德国政局中影响力扩大；美国社会撕裂，共和民主两党斗争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加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这次危机以通胀预期升级为开端，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动了通胀快速上涨，并由此引发了政治、经济、金融、社会隐患的暴露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激化。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始于经济领域，深化于政治领域，根源于制度的政治经济危机，是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阻碍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冷战后建立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被颠覆

　　二战后英美等主要国家共同推动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现行国际秩序。通过国际秩序下的多边合作机制，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全球制造业、国际贸易及资本市场空前繁荣。然而，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大量企业和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失业率不断上升，政治和社会动荡加剧情况下，曾经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美国以及支持多边主义价值观的英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政策倾向出现反转，强调国家利益至上，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彻底抹去了新自由主义头上的“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光环。世界关系由竞争合作日益趋向于政治对抗，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遭受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逆全球化破坏了全球化分工的产业链和自由贸易

　　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的产业链，中间品贸易达到全球贸易的90%，产生了中国、美国和德国三个生产和出口的中心，极大的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价格。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为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完善和丰富了全球产业链。全世界保持了较长时间高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发展局面。

　　逆全球化趋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经济上力促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各国发展目标从成本效率导向转为本国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目的导向。贸易制裁、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破坏了全球化分工，阻断了自由贸易，造成了全球产业链的人为割裂。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贸易格局的重塑和支付网络的分裂推高了自由贸易下形成的低成本，也造成了供给的不足。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更加阻断了物流运输和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品价格的飙升和供应短缺推升了全球通胀，是工业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或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2.0走向自我灭亡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实际上建立了美元挂钩美国国债，其他货币挂钩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然而随着美元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美元信用的灭失，美元在国际货币支付和储备体系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2.0也逐步走向灭亡。

　　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大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把其当作解决美国社会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在抗疫方面转嫁矛盾、不作为，用大量发钱的方式刺激消费，维持经济增长，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美联储极限扩表，国债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房价上涨、资本市场水涨船高，经济虚假繁荣，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与美国采取相似货币政策的日元已经快速贬值，美元在国际结算储备中的地位面临崩塌风险。此外，美国吞没阿富汗70亿美元，在俄乌冲突中将俄罗斯持有的3000亿美元证券包括300亿IMF特别提款权均冻结等行为，使美元信用荡然无存。美元在全球货币支付占比从高点的72%降至38.85%，在国际储备中占比从高点的71%降至59%。可以预想，俄乌战争平息后，这一比例恐还将继续下降。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将不可避免冲击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价格。

　　（三）现行国际体系加速裂化

　　随着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愈发明确，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多边主义捍卫者变为破坏者，对外推行“双重标准”。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大量拖欠联合国会费，并先后退出了世卫组织、TPP等多个国际组织；面对全人类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威胁和问题，如气候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不能凝聚共识，不能负责任应对，反而或撕毁协议，或行动迟缓，或撤销目标，一步步将世界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区域安全等推向悬崖。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意识形态和战略遏制甚至战略绞杀更是变成了美国对外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动辄利用联合国下多边机制的规则和本国规则、打着国际社会安全的旗号进行长臂管辖，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制裁、贸易管制和地缘政治等手段对他国进行战略遏制。

　　一战和二战的痛苦历史，联合国框架下多边合作机制建立的初心已然被西方政客们抛诸脑后，联合国、IMF等国际组织已成为西方政治为一己之私操纵世界舆论和国家规则的工具，多边合作机制名存实亡。

　　三、西方制度固有的非普惠性和利己性导致了现行国际秩序的被颠覆，也决定了危机的必然性和长期化

　　目前西方政治制度已明显失去了对世界上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包容性，更是缺失了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普惠性，凝聚不起社会经济发展的共识，挑起内外部矛盾和对抗以更好服务于自我利益及寡头利益成为常态。西方政治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民主自由高光时刻后，实际上重新回归到了奴役性、霸权性、殖民性、对抗性的资本主义老路，标榜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高人一等，只与盟友交往，其他的都视为敌对、邪恶及威胁。西方政治制度的非包容性、利己性和经济制度的掠夺性、非普惠性催生了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并最终导致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

　　（一）西方产业的空心化、金融化和经济制度的非普惠性引发了贸易逆差和社会矛盾等问题

　　在冷战后形成的商品、技术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资本优势，通过牢牢把控核心技术壁垒和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禀赋，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增值，这种模式客观上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加速外移以及本国产业空心化。在去制造业中心的同时，西方经济开始向金融化、虚拟化和资本化发展，美元资本成为收割世界财富的工具，发达经济体持续贸易逆差就凸显了其利用国际清算和储备货币的优势对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的现实。同时，西方产业集中在以维护国家霸权为目的的军工等、以精英为服务对象的高端医疗等领域，对内不能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对外不能出口技术造福人类，缺乏普惠性。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加剧，失业和贸易逆差问题日益凸显。

　　（二）政治制度的非包容性和利己性导致冷战思维重燃，美国重回单极霸权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面对国内问题时，没有从内部找原因，而是认为全球化已经不能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开始否定联合国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以“冷战思维”遏制一切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力量。

　　1985年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出口产品失去吸引力，陷入“迷失的20年”。2000年起，美国以反恐为由持续反动了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战争，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控制石油资源。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限制进口中国商品，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加诸多限制。利用在IMF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对阿根廷、尼日利亚等援助贷款中附加政治性条件，破坏独立国家的自主权，掠夺其优质资源和资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一个防御化的地区军事组织演变成对抗其他多极的政治组织。隐藏于防御性外衣下的北约，肆意按照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定义孰敌孰友，宣称中国对北约构成了“制度性挑战”，俄罗斯也是其主要“威胁”，对中俄极限施压以巩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

　　西方模式的顽固性决定了制度性政治经济危机的长期化。以全球通胀为例，加息无助通胀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恶化经济体系中的更多结构性矛盾。除此之外，逆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国际组织权利的滥用，遍布贸易、技术、支付、金融等领域的各种制裁等都会形成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刚性供给约束，导致现象与本质交互恶性发展。

　　四、本次制度性政治经济危机可能的演变路径

　　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极限施压引爆了俄乌冲突，实则是俄罗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下的旧秩序的对抗。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贸易、金融、能源等全方位的制裁，然而跟随美国制裁的只有美国的传统盟友，中印巴南等金砖国家以及印尼、尼日利亚、埃及等发展中大国均不予响应，反映了单边国际政治秩序的破裂。美国采取冻结俄罗斯3000亿外汇储备、冻结俄罗斯居民和企业的海外资产、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SWIFT国际清算系统等行动，促使俄罗斯石油出口开始使用卢布结算，推动中俄5国建立联合支付网络，反而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美国金融霸权面临瓦解。俄罗斯作为颠覆旧秩序的革命者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未来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这场制度性政治经济危机方才步入中场。全球通胀持续飙升，美元继续升值将是大概率事件，众多开放性发展中国家面临货币贬值、生产型发展中国家面临贸易逆差，或兼而有之，外汇储备被消耗，国家资产负债表恶化。同时，全球资产下行风险加大，金融资产面临失速下跌风险。企业面临原材料价格飙升、产业链供应链不畅，经营利润严重受损。国家、企业、个人债务风险加大，市场信心受挫，多领域可能发生雷曼事件，产生流动性和支付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继续损害各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

　　（二）可能引发全球治理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本次危机根源于国际秩序的颠覆，对旧秩序的反抗将催生一系列新的替代秩序。俄伊两国跨境贸易放弃美元结算，澳中铁矿石贸易和俄印的煤炭贸易均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全球主要央行减持美国国债，预示着美元在国际贸易支付结算和国际货币储备领域影响力将逐渐下降，美元霸权即将崩塌。RCEP形成了区域化的自由贸易合作，俄罗斯倡导形成新G8集团，预示着美国及其盟友的霸权统治将逐渐衰败。

　　如果美欧能与中国一道，摒弃意识形态分歧，重新回到全球合作发展的共识上，重构公平合理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新秩序，那么这场危机将有望平稳度过，通胀和供给约束就能自然回落。反之，政治对抗不缓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产业链重建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额外投资，以及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割裂重塑，必将以成本的形式转嫁，导致物价继续上涨，最终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地缘政治危机地不可控蔓延，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欧盟、英联邦因内部矛盾激化而解体。

　　这场制度性政治经济危机没有单一药方，无法通过单边的努力解决，也无法依靠传统政策措施恢复，而是需要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机制的根本性改革，要求各国必须重新以合作、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共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

　　五、中国将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国际多边合作快速发展的机遇，取得了诸多瞩目的成就，GDP跃居世界第二，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合理的三大产业布局，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创造位于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在经历了近10年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反腐倡廉及全国性脱贫攻坚等行动后，化解了很多社会和经济矛盾。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行，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凭借制度优势和经济发展的韧性，中国必将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制度具有普惠性、包容性等优越性。中国的产业发展对全人类具有普惠性。近年来，中国基建行业和新能源行业在产业政策扶植下快速发展，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企业承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路、港口、水电、电网、高铁等基建项目，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光伏、风电、水电等新能源装备和技术的出口也惠及了非洲、欧洲、东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同时，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追求互惠互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始终坚持“动态清零”，对外援助和出口新冠疫苗数量超其他国家总和，体现了大国担当。

　　中国的宏观政策和产业链基础共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在这场危机中，人民币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均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增长体现了很强的韧性。第一，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这得益于国内通胀率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际利率为正的国家。而且中国的CPI不会跟随美国上升到非常高的位置，中枢预计控制在3%左右，这是由中国较高的农业自给率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撑的。第二，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15%，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构成了强大而系统的出口供给能力，疫情冲击下仍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未来高水平的顺差仍将维持。而且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方面的持续改善，对全球资本具有长期吸引力。未来，中国将继续实施以稳为主的宏观政策，着力稳物价、稳就业、稳投资、促消费，中国经济将表现出更强的韧性。

　　中国将在国际秩序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将继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围绕“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行“一带一路”走向深入。在“巴黎气候协定”框架下，促进新能源、节能降碳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两项大议题发展框架下，推动全世界步入更好地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普惠性的日益突出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人民币也将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算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