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多极化的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随着各国转向内向型，采取更加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这一流行病成为威胁的倍增器，从卫生和社会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和安全危机。自疫情爆发以来，呼吁全球团结一致、深化多边努力抗击疫情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　　　　亚洲政治领导人与国际社会一道，强调采取集体行动应对这一共同威胁的重要性，但更多多边合作的迹象并未达到预期。在大国竞争中缺乏全球领导力，导致了两国对自身利益的双倍下注，而非合作。与此同时，世界多边机构的僵化使得它们不再适合应对21世纪的经济和安全挑战。　　　　尽管如此，恢复活力的多边体系仍然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等跨国威胁的唯一途径。　　　　冷战后定义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多极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国际政治仍然受到超级大国竞争的影响——这次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随着欧盟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增加，权力和影响力的“两极”有所扩大。　　　　这些极端势力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们在推动全球经济议程变化方面的利益有多一致。以金砖国家为例，金砖国家曾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改革，以获得更多投票权，但迄今为止成效有限。　　　　七国集团(G7)扩大为二十国集团(G20)，是旨在塑造新经济架构轮廓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利益重新调整的又一迹象。这些变化导致了“零重力”(G-Zero)世界的概念，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推动国际议程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力量。　　　　包括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日本和东盟国家在CPTPP和RCEP中分别处于领先地位，但成员国利益的多样性意味着每个贸易集团的目标是多样化的。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这样的大国将如何对RCEP施加影响，更不用说通过它牵头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金融机构。这些新的安排和组织被视为不那么“以西方为中心”，施加更少的条件，同时对接受者和成员的意识形态多样性更加敏感。　　　　如果相互竞争的多边机构将努力引向共同目标，特别是在应对对卫生、环境和粮食安全等全球公共产品的威胁方面，就可以减轻利益一致和利益分裂的问题。　　　　例如，在应对新冠大流行时，全球和区域机构都是重要的行动者，它们为正在努力遏制病毒的国家提供援助、资源和专业知识。　　　　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分发疫苗填补了疫苗民族主义造成的供应缺口，这些国家因出口限制和疫苗供应有限而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此，多边机构和网络的能力，特别是亚洲的机构和网络的能力，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资源储备，可以用来应对一系列区域和全球挑战。　　　　多极秩序的动力并不局限于自愿联盟和诸边贸易安排的扩散。谷歌和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是考虑到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和缺乏监管框架，这一点不容忽视。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也为抗击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在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究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同样，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区域和地方努力帮助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也格外严重。　　　　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问题的复杂性突出了国家和社会之间日益相互依存。这些挑战正在重塑一个更加多样化、联系更加紧密的多极秩序，越来越多的行动者声称对全球治理具有影响力。在这样的世界里，东盟等地区机构在促进合作、推动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社会组织和私人行动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为发展、和平与安全提供了更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