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证券市场二十余年的发展来看，国际证券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无不证明证监会首席选择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关系到今后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券商高管为何就不能定位副部级,银行、证券、保险同处于金融三业，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应当是享受国民待遇的时候了。

就中国证券市场而言，证监会首席的配置应当是包括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在内的证券市场主体最为关注的人力资源配置，使市场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证券公司作为主营证券并参股控股基金与期货的最大中介机构，券商的俗称、中介的地位表明其链接证券市场主体。证券市场明明白白的市场属性呼唤券商高管出任证监会首席，正是一种明智而客观的选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从国内来看，中国证监会历任都来自人行和农、中、建、国开等大行，无一有过证券从业实践经历，似乎纯粹按照行政级别配置，不符合证券市场本身的市场属性，未体现市场在首席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刘鸿儒（1992年10月至1995年3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央金融改革研究小组组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周道炯（1995年3月至1997年5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周正庆（1997年5月至2000年2月兼任再出任），兼任再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

周小川（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尚福林（2002年12月至2011年10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郭树清（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在任），出任前先后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钢（2013年3月至今），出任前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也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实实在在的正部级；农、中、建、国开等大行都是综合性商业银行，享受副部级或以上待遇的单位。而现有的100多家证券公司至多是厅局级单位。

中国证监会作为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历任首席的配置，显然是套用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由于证券公司级别太低，只好从正部级的人行的副行长和享受副部级的大行行长里选拔。即便如此，都是提拔了一级，因为人行的副行长、大行行长都是副部级。如果直接提拔至多是厅局级的券商高管，则是跳跃提拔了两级。

但中国证监会作为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而非国务院组成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国务院授权其中一些单位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显然，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对中国证监会首席的专业经历经验要求，远高于其行政性要求，而熟悉证券期货市场的证监会 首席的选择，无疑有利于监督管理好证券期货市场。

如果说中国金融业过去是混业经营，证券公司过去还很弱小，只好启用有混业经营经历与经验的人行的副行长和大行的行长，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还情有可原。

但中国金融业已分业经营多年，部分优秀的证券公司已经上市并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后，还是启用或无混业经营、分业后的证券工作经历与经验的人行的副行长和大行的行长，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券商内部一直流传的是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低，其高管至多担任地方政协委员，远不如甚至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大行行长。

既然大行行长可以是副部级，那么大券商高管为何就不能定位副部级？银行、证券、保险同处于金融三业，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应当是享受国民待遇的时候了。

中国银监会就沿用了这样的市场化思路，历任首席都有大行行长的履历，既然如此，中国证监会是否也可尝试由大券商高管出任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