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

春秋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曾经实行过盐铁国营的政策，使齐国趋于富强。

清代盐场'锅票'

汉代

　　汉代初期，政府对煮盐采取放任政策，于是贵族富豪垄断盐经营，不向国家纳税或纳很少的税，造成了“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书》四)。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统治阶级同人民的矛盾，而且也加深丁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任孔仅和东郭咸阳领管盐铁事。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同时规定，私自煮盐要受到很重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这样，使经营盐的厚利全部归入了汉政府的国库，充实了财政收入。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任“搜粟都尉领大司农”，继续推行这一国有政策。

唐代

　　唐初，官民共采盐，不征税。开元六年(718)开始征盐税，但取税极轻。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铸钱使，开始改变盐税制度。规定：在产盐地区，设置监院机构，游民和旧盐户制盐要立籍，叫做亭户，免其徭役。但所产之盐全部都得卖给官府，实行官收官卖的办法。不准私卖，官府把从盐民手里收来的盐，按每斗加时价100钱出卖，计一斗盐卖价110钱。自此开始了唐代的盐专卖制度。 　　宝应六年(761)刘晏为度支盐铁使，对以上专卖制度又进行了改革。在既能保证国家收入，又不致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下，实行了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制度。其具体作法，是把原来的官运官销制改为就场专卖制，即亭户所生产的食盐，由盐官统一收购，不许私自卖给商人；盐官所收的盐，就在盐场转卖给盐商，食盐的流通税包括在盐价之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以自由运销，不受限制。这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官府控制了食盐的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大商人也无法从中兴风作浪。同时，他还请求皇帝下令，禁止各地方征收盐车船的过境税，以免增加运盐成本。刘晏还曾采用以绢代钱的办法，有意提高绢对盐的比价，鼓励商人纳绢，既解决了军用物资，又推销了食盐及转购的麻烦。刘晏罢政后，朝廷为了搜刮钱财，盐法愈搞愈乱，除官加盐价外，盐商也任意抬价，甚至增价一借以上。盐价愈高，盐利愈大，走私漏税的现象就更严重。官府为了垄断盐利，下令禁止私卖，并采用了很严峻的刑法，但商贾为了求利，仍然偷着私卖。禁绝私盐的办法没有完全得到实行。

宋代

　　宋代的盐法，官卖或商卖经常变化。如果是商卖，则由商人运销，官府对盐课征税收；如由官卖，则由官运官销，此种官卖的盐，叫官盐。官盐的运输，陆运要征民差，船运则损耗大，加以运辅官吏从中舞弊，窃盐加杂，质次价高，私贩充斥，官课转高。仁宗(1023～1063)末年采纳范样的建议，变行“钞法”，把官盐又改为商运商销。具体办法是：令商人交钱买钞(即购盐证)，凭钞到产地领盐，由商人自由运卖。这是中国“票盐法”的开始。明清两代也沿用此法。经济影响　　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