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日期：2022年01月10日

★主要分析及展望

在环保政策约束以及非瘟疫情、新冠疫情的三重压力下，生猪养殖市场在短期和长期将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

短期：从国内生猪供给来看，短期内稳产保供政策的系列出台带动养殖户积极性，产能恢复成效显著。此外，我国生猪跨省调运量极大，是动物疫病防控的重点之一，生猪禁运令下南北生猪市场供需失衡，华北、东北等潜力增长区生猪基地布局进程放缓。受制于非瘟疫情与新冠疫情传播防控要求，“运肉”或将逐渐部分替代“调猪”实现跨省供应，新政将加快中游大型规模养殖企业向下游屠宰业一体化布局动作。

长期：区域布局上，近年来生猪跨区域调运消耗大量资源、增加生猪流通成本且对环境产生影响，就近建立生猪养殖基地能够降低生产流通成本、避免疫情跨区传播，因此满足区域内消费需求的生猪养殖场将被合理保留，“养殖区域联合”相较“南猪北养”更具可持续发展优势；考虑到饲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因素对于养殖利润率的影响，北方主产区比较优势长期存在。企业微观层面，专业养殖模式结合企业精细化管理与农户养殖的优势，属于相对“轻资产”资金运作结构，利于中小猪企拓宽投资规模进行市场扩张。国内大型猪企仍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为战略目标，通过自上而下达到产销一体，一体化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养殖、环保的平均成本有望持续下降。此外，环保监管下头部企业将牵头推动“互联网+现代养殖”发展，建立有效指标检测体系与科学化的生态循环养殖系统，从育种、饲养、管理、疾病防治、运输加工及市场等方面实现全流程信息化。总体来看，生猪养殖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进一步提升，环保收紧加快行业重整，伴随生猪期货上市，猪周期或趋于平缓。

★风险提示

新冠疫情持续扰动；非瘟疫情再度恶化；产能去化过快。

前言：笔者在梳理历年猪周期演变的过程中，发现重大疫病及行政干预都是驱动猪价大幅上行的外因。展望2022年生猪市场，供给呈倒U型增长，而需求端将持续受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扰动影响，我们认为生猪相关产业政策应当以“稳定”为主要导向，对标2014-2018年，生猪养殖端环保治理的行政干预已有所削弱。但是从官方治理污染的决心来看，养殖端污染治理将长久的贯穿养殖业发展，以绿色转型为导向的环保政策，一经开弓，已无回头之箭。伴随环保成本增加，具备技术、资金的散养户向规模企业转变将是大势所趋。

本篇专题将聚焦近年养殖污染排放与治理现状，就环保新形势下生猪养殖区域分布、产业变革、周期波动等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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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开弓已无回头箭

作为农业产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畜牧业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逐年提升。就行业规模与结构演变而言，我国畜牧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历经产能高速增长、产业提质增效以及绿色转型升级三个阶段，行业本身已具备持续扩张的基础能力。但同样也表明了一点，在内因波动趋稳的前提之下，行业稳定性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主动迎接升级变革将是行业中大部分聪明人的做法。

1.1、从快速扩张到趋于稳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农业产业由单一转向四业并进，其中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显著改变。从产值组成来看，1978年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仅15%，同年农业产值占比高达80%，处于绝对主导地位；2000年以来，农业产值占比下降至60%以下水平，牧业占比提升，维持在25%-30%水平区间，产业结构日益合理。

在内蒙古、吉林、西藏、青海等地区，畜牧业已与农业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农业在农林牧渔总产值占比。2020年，青海省牧业占比高达58.2%，内蒙古、吉林、西藏、四川等地区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46.2%、52.0%、51.93%以及39.2%。

伴随现代畜牧技术发展、肉蛋奶消费需求提升，我国畜牧业总产值自2016年以来维持在30,000亿元附近，2020年产值首次向上突破40,000亿元，较1978年209.3亿元增长近191倍。其中，主要畜产品中肉类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禽蛋、奶类产量稳定，2020年肉类产量7,748.4万吨，禽蛋产量3,467.8万吨，奶类产量3,529.60万吨。

1.2、增量、提质、转型三部曲

（1）产能高速增长（1978-1996）

回顾四十年变革，1978年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极大促进农民发展畜禽养殖积极性，逐渐涌现养殖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畜牧生产和加工企业等。养殖行业结构初现调整，由粗放经营首向集约化、市场化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逐渐加大对行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出台系列改革措施与政策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例如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的报告》等，在释放农牧民生产经营权的同时，提高了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占比，畜牧业产品在短期内实现产量的大幅提升。

1985年，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同时取消多数畜产品统一定价，畜牧业市场和价格得以逐步放开。

1992年，伴随农村改革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在农业中占据支柱产业地位，畜产品的市场供应从总量上实现从短缺到基本平衡的转变。

（2）产业提质增效（1997-2013）

90年代后期，畜产品总量实现供需平衡的同时，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1999年《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出台，标志着中国畜牧业从数量型增长转向效益型增长阶段。

按照《意见》内容，在稳定生猪、禽蛋生产的同时，我国要加快牛羊肉和禽肉生产，优化、调整畜牧业结构和布局，提高畜产品质量。此外，针对产品安全问题，1999-2006年期间，农业部规划建设33个部级质检中心，2001年正式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试点城市定点监控计划，对畜禽饲养过程中涉及到的药物滥用、残留超标、疫病等问题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

2007年7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出台系列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加对包括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给予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建立健全生猪疫病防控体系等的财政补贴。

随后，《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等政策相继出台，带动畜禽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3）优化布局、绿色转型升级（2014-今）

继畜禽养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升，产业扩张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实际上，作为农业污染中的关键环节，我国对包括生猪养殖业在内的畜牧业采取环境约束措施早有迹象。2014年以来，若干以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转型为目标的政策方案密集出台，倒逼畜牧业加快布局调整优化。

养殖污染：源头控制+末端治理

畜牧养殖对环境的污染是全方面的。从现有污染源、污染水平来看，生猪养殖过程的粪污排放污水产生量大，处理成本高，造成水治理难度加大，是我国当前生态养殖的重点问题。从监管、防治来看，农业污染较工业污染难监测、难施压，因此核心的治理举措仍集中于养殖区域划定与政府部门牵头进行末端治理上。

2.1、污染来源、排放与财政投入

（1）污染来源

生猪养殖中的环保问题主要来自尸体和粪便、养殖废弃物的不当处置，后者之于养殖户较屠宰场影响更甚。

-尸体处理不当：随意丢弃在垃圾场或池塘产生臭味与有毒物质；中小养殖户低价处理缺乏流程规范性所引致的污染与疫情传播等。

-粪便、养殖废弃物处理不当：主要表现为对水体、土壤、大气等方面。

①水源污染：粪污污水中含有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处理不当经雨水冲刷或直接排入江河湖库后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藻类植物大量繁殖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造成鱼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水体变黑发臭。此外，若污水长时间渗入地下，将进一步导致水质恶化，严重危及周边群众的生活用水。

②土壤污染：还田施用的不当处置会打破土壤中氮、磷等元素平衡并增加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的累积。一方面，规模养殖下粪便排放量增加，远超过周边农田的承载能力，土壤出现有机养分过剩、透水透气能力下降的问题，造成农作物生长受阻或死亡；另一方面，养殖过程使用的饲料、兽料等所含有的抗生素、激素及金属微量元素通过粪便排出损害土质。

③大气污染：生猪养殖业主要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和粪便分解的恶臭散发等途径产生气体危害。从畜牧养殖生产周期来看，生猪养殖过程涉及到的碳排放主要来源自：（1）猪呼吸道及肠道的碳排放；（2）猪场保温、降温、通风、饲料加工等过程；（3）大量粪便污水发酵及病尸无害化处理过程；（4）运输相关物料（原料、产品、药品、生猪等）所消耗的能源。

（2）畜禽养殖污染排放

由于过去我国重视发展养殖产能，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未得到重视，粪污类污染逐年加重，日益威胁水体安全。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2007年度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其中，畜禽养殖污染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1,268.26万吨（占农业源比高达96%），总氮102.48万吨，总磷16.04万吨，铜2,397.23吨，锌4,756.94吨，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3）财政投入与治理成果

伴随生猪综合产能增加，生猪养殖产业向“高生产率、环境友好型”转变。我国财政资金在环保能力建设方面的使用逐年提高，由2016年的1,082.7亿元提高至2019年的1,841.7亿元，增幅高达70%。自2014年开启环保周期，2017年畜牧养殖业污染显著改善，化学需氧量较2007年下降21%，氨氮排放量11.09万吨，较2012年63.1吨下降近82%。

2.2、源头控制：养殖区域划定

畜禽养殖业污染作为一类非点源（面源）污染，因其分散性、潜伏性、模糊性等特点而难于治理。因此，我国出台禁养区政策作为治理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环境规划工具。考虑到各区域养殖分布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于养殖区域划定的调整也将相对较为灵活。

（1）环保整治热潮

根据相关规定，畜禽养殖区常被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以及适养区三类区块，具体定义如下：

①禁养区，指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建设达到省级人民政府设定养殖规模以上养殖场所的区域。禁养区范围内的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点），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责令限期搬迁或关闭。

②限养区，指禁养区和适养区过渡区域，在一定区域内限定畜禽养殖数量，禁止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限养区内现有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治理，污染物处理达到排放要求；其中无法完成限期治理的，应搬迁或关闭。

③适养区，指除禁养区、限养区以外的区域，原则上作为畜禽养殖可养区。在畜禽养殖可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其污染物排放水平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禁养区最早自2013年在部分地区予以划定。2014年1月1日，我国首部农业农村环保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下文简称《条例》）开始实施，首度对产业布局选址、环评审批、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建设等前置环节做出明确规定。《条例》明确指出畜牧业发展规划应当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要求，合理布局，科学确定畜禽养殖的品种、规模、总量，对禁养区划分标准、适用对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激励和处罚办法加以明确。

2015年到2016年，国务院相继颁布了《环保法》、“水十条”、“土十条”、《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下文简称《规划》）等，明确要求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土十条”中要求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进一步提出2017年底前各地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目标。

以禁养区为首的环保风暴对我国生猪供给产生巨大影响。禁养区猪场拆迁开始后，原有生猪与能繁母猪被迁往屠宰场和其他非禁养区，中小养殖户在两者间的成本考量下往往选择前者，即主动送往屠宰场。叠加环保加码下养殖户主动去产能的影响以及出栏效率提升后对核心母猪需求量的下降，我国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自2014年以来显著下滑。

从2016年、2017年各省禁养区内猪场拆迁掀起的环保整治热潮来看，南方禁养区规划和猪场拆迁力度较北方大。据相关资料，2016年因环保整治而削减的生猪存栏为3,600万头，其中南方水网密集区2,000万头，京津冀地区150万头，其他地区1,450万头，生猪供给受较大影响（同年生猪出栏68,502万头，削减产能占比约5%）。

南方猪场拆迁节奏加快，产业布局不断优化。2017年全国猪场拆迁超过15万个，其中仅浙江省拆掉69,597个养猪场，江西省拆掉20,253个。

（2）双疫情下的治理节奏调整

考虑到不同地方政府在禁养区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等工作误区，过严的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支持生猪产能恢复，2018年到2019年，面对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陆续颁布，从稳产保供的角度对科学划分养殖场区域、生猪养殖环评批复作出进一步规定。

2019年底至2020年3月，受非瘟疫情、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财政部针对性支持生猪生产恢复，落实资金171亿，环境部表示已在法律法规规定内调减1.4万个生猪禁养区。2020年3月10日，广州市下达通知对禁养区重新规划，与2014年相比，此次划定只保留禁养区与非禁养区，不再设置限养区，且禁养区面积大幅缩减至278平方公里（2014年约408.07平方公里）。

2020年8月，上海市发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省级政府规定的养殖场规模标准以下的养殖专业户、散养户不列为禁养区禁止对象，上海市禁养区仅针对规模标准以上的养殖场。

2.3、末端治理：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

除了通过规定禁养区达到合理规划与科学选址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生猪养殖粪污处置的合理化与充分化对减少土地、空气、水源污染问题至关重要。

粪便处理目前以“变废为宝”的循环利用模式为主，包括能源化处理和肥料化处理。

-能源化处理：利用厌氧发酵技术、沼气技术等处理粪便，将其所含能量最大化；或以无污染方式焚烧进行生物质发电。

-肥料化处理：将粪便作为主要肥料进行堆肥还田，或利用先进有机肥技术通过益生菌进行发酵、除臭、加工生产高肥力有机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此外，针对养殖污水，当前普遍采用生态修复处理技术和工业处理技术两类处理方式。

-生态修复处理技术：利用藻类沉降塘、水生植物塘、生物滤塘、高效复合厌氧塘等稳定塘处理系统以及人工湿地、土壤渗滤等污水土地修复处理系统。优势在于投资成本小、能耗低、易于操作，能有效降解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及氮、磷等营养物质。

-工业处理技术：常采用物理法、生化法和物化处理法，例如建立沉淀池、格栅、处理池，利用益生菌、石灰乳、活性炭等去除污水中的营养物质和致病菌。优势在于占地面积小且不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有较大的推广性。

近年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的陆续出台下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得到有效发展，据农业部，2019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已超过70%，具体政策梳理如下：

破局：生猪养殖新格局

2018年至今，生猪养殖业面临环保、非瘟疫情、新冠疫情的三重考验。虽然站在猪粮结构一致性以及南方水质改善的角度，“南猪北养”具备饲料成本低、环保承载能力大等优势，但结合当前双疫情、跨区运输成本等现实情形，我们认为“养殖区域联合”将更具实践价值。另外，从产业发展来看，受现阶段疫情隔离防控要求，“运肉”替代“调猪”新政下激发中游养殖大户向下游屠宰业一体化潜能。

3.1、区域调整：“养殖区域联合”或替代“南猪北养”

（1）南猪北养

-农业部2015年底印发《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针对我国重要水源地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密度与水环境保护矛盾进行发展指导，在南方水网地区进行分区域养殖规模规划，形成地区内不同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布局。

- 2016年4月农业部出台《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下文简称《规划》），《规划》将全国生猪生产分为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适度发展区，并提出被业内称之为“南猪北养”的基本方针。随后，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区转移，包括内蒙古、东北三省及云贵等地区在内的潜力增长区被确定为未来中国猪肉供应增长的主要区域。

（2）养殖区域联合

-五大防疫区划分：自2018年非洲猪瘟爆发以来，农业农村部就生猪调运管控环节出台重要文件，鼓励生猪就地屠宰，实现养殖屠宰配套。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一定区域化防控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全国划分为北部、西北、东部、中南和西南五大防疫区。同年10月29日，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和海南等中南六省发布了《关于中南区试点实施活猪调运有关措施的函》，明确自2020年11月30日起，中南区内省（区）与省（区）之间禁止活猪（种猪、仔猪除外）跨省（区）调运，推进“调猪”向“运肉”转变。

-推进分区防控：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非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指引》提出2020年在北部区和东部区推进分区防控，2021年4月1日起，将逐步限制活猪调运，除种猪、仔猪外，其他活猪原则上不出大区，出大区活猪必须按规定抽检合格后，经指定路线“点对点”调运。

-东部区新政：2021年11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六省份东部区联防发布《关于协助东部区实施生猪调运有关措施的函》，东部区六省份（直辖市）自2021年12月1日起，除种猪、仔猪及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无疫区、无疫小区生猪外，不再接收东部区外30公斤以上生猪进入东部区育肥，不再接收东部区外未经“点对点”调运备案的生猪调入东部区屠宰。

政策评述：在综合各地环境承载能力与生猪养殖成本因素之后，我国近年来逐步调整生猪生产区域布局，过去几年里，在环保政策收紧下呈现“南猪北养”趋势，东北地区等国内主要玉米生产区由于猪粮结构一致性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也被寄予厚望，以期成为未来猪场的主要布局地。实际上，抛开生猪养殖业生产环节成本重新看这个问题，我国猪肉主要消费区域在南部、东部以及中原地区，“北猪南运”将增加转运边际成本压力。另一方面，东北局地面临较为严重的水资源问题以及严寒气候条件，长期对生猪用水、育肥保温不利，甚至也不利于粪便的发酵利用。因此，结合当前非瘟不利形势的延续以及新冠疫情的持续扰动，活猪调运在部分区域之间被逐步限制，未来或由“养殖区域联合”替代所谓的“南猪北养”。

3.2、产业调整：改革关头勇者胜

由于生猪养殖以散户养殖为主，个体养殖户主动治理环境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养殖场未配套安装污水综合利用设施，缺乏集约处理，养殖污染在农业污染中占比较大。从现有实证研究出发，规模养殖与畜禽污染之间呈明显倒U型关系，中等规模养殖所产生的畜禽污染反而较高。

伴随行业内企业逆周期扩张，规模化程度已显著提升，我们认为规模化与绿色养殖之间的矛盾也将持续存在。一方面，市场风险、经济收入、环保压力倒逼小型散养户加速退出市场，规模化趋势不变；另一方面，大型规模猪场的环保治理成本相对小型猪场更高。因此，对规模企业而言，依托先进管理技术的精细化养殖是行业头部企业绿色养殖的必经之路。从效率提升的角度，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将促进产业资源整合，更好的适应产品跨区调运新形势。

3.2.1、产业结构调整：规模化趋势

对于行业内养殖企业，由于养殖的饲料、人力成本逐年提升，加之受周期性价格波动以及疫病的外部冲击，小规模养殖企业整体抵御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负担治污设施的运营成本。近年来，在非洲猪瘟疫情、饲养成本上升以及环保监管趋严等因素的影响下，生猪养殖散户退出明显，产业规模化趋势成为必然。

（1）参与者结构调整：大量散户退出

从养殖场结构来看，受资金、人员的限制，我国历史以来生猪养殖行业散户较多，规模养殖场数量上占比低。2007年以来，散户退出速度加快。2007-2018年，年出栏50头以下的养殖场（户）数量由8,010万个持续下滑至2,986万个，降幅高达62.7%；单场年出栏规模在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经历增长高峰后自2014年逐步下降。其中，5万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数量实现快速增长，较2007年的50家，2018年已达443家，年出栏量向头部企业集中趋势显著。

（2）出栏主体结构：规模及以上养殖场市占率提升快

站在出栏量视角，规模养殖场（定义为年出栏量500头以上）以及龙头猪企市占率明显提升。2020年我国全国生猪出栏量为52,704万头，同时期头部猪企（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温氏股份、新希望等10家）共出栏5,496万头，占全国出栏量的10.43%，以CR10为代表的头部企业市占率缓慢攀升。另外，规模以上养殖场出栏占比自2014年-2020年提升近17个百分点至57.1%（已远超52%的产业发展目标）。我们回到每轮周期去看，2006年-2010年猪周期规模以上养殖场出栏占比提升约20%，紧跟着的两轮周期均提升7个百分点，而在本轮周期里，2018年-2020年规模以上养殖场出栏占比提升8个百分点。

（3）精细化运营：头部猪企现代化绿色养殖

伴随企业规模扩大，粗放式管理无法适应企业发展，依托先进管理技术的精细化养殖是行业头部企业绿色养殖的必经之路。

一体化产业链：以牧原股份为例，经过近30年的发展，牧原已形成以“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体化”为特色的生猪养殖模式，完善包括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到生猪屠宰环节的封闭式产业链，健全疫病跟踪防治体系和食品安全检测体系。

数字化赋能猪场管理：以正邦科技为例，公司2018年引入帆软BI平台，围绕繁殖、育肥、销售、经营、采购等环节，搭建生猪养殖指标库做呈现和预警，掌握养殖实时动态，提高养殖效率。

高科技赋能实例：以另一家智能养殖企业黄骅新好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公司在饲料准备环节以基因、蛋白、发酵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作为手段，利用微生物工程发酵开发环境友好型饲料资源，经多维度改良的饲料更具适口性，提高营养物质利用率，从而减少粪氮排放；在饲料喂养环节采取自动养殖系统，自动上料系统料仓中打好的饲料经过管道和链条的共同作用通向食槽，工人可通过按下按钮控制上料流程；另外，在粪污收集环节，每个猪圈的地板设置漏粪板，粪污经漏粪板流入收集池，经由压力管道打入污水处理池，后经过专业设备处理达到灌溉标准或经发酵后作为肥料使用以贯彻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利用理念。

3.2.2、产业整合：上下游一体化

对标美国生猪产业链整合，我国现阶段行业集中度低，养殖下游屠宰厂商集中度较养殖行业更低，“大行业、小企业”格局下议价空间被压缩。因此，区别于美国自下而上由屠宰推动的行业整合，我国将以养殖场横向整合为起点，养殖行业内规模企业向下游屠宰、加工厂商纵向整合为主要一体化路径。

一方面，环保政策的持续推进将加快横向整合进程。另一方面，近年来，在非瘟、新冠疫情尚未得到有效防治的宏观环境下，生猪调运管控环节将有望延续“运猪”改为“调肉”的政策要求，冷鲜肉、冻肉需求增加的同时屠宰、加工厂商生猪外购价格处于高位，成本负担加重，养殖业内龙头企业可利用成本及规模优势开展屠宰加工业布局，加速行业纵向整合。

3.3、对猪周期的短、长期影响

环保趋严在短、长期对猪周期产生不同影响。

（1）短期（指代本轮猪周期内）：加剧猪价波动，“超长猪周期”形成

从2014年、2016-2018年所处的周期阶段来看，受严抓环保外力驱动的猪周期持续时间较长，整体价格波动较2010-2014上半年的正常周期小范围加剧。考虑到生猪生产周期较长，供给弹性低，严抓环保产生的生猪补栏空缺只能由规模化养殖场进行，在规模化有待提升的当下，养猪场的建设与改造进一步拉长猪周期，进而形成“超长猪周期”。

（2）长期：规模化程度提升，或弱化周期波动

猪价波动，其实质在于供需失衡。从我国猪肉历年消费情况来说，除却因非瘟期间猪价高企被抑制的消费，正常年度内需求都基本较为稳定。因此，供给端对猪价波动的影响最为关键。伴随环保政策持续加码，对于中小规模的养殖场，每头出栏商品育肥猪的环保投入成本将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得到提升。

立足环境友好目标，精细化经营的头部生猪养殖规模企业利用资金、技术等资源，形成市场竞争的核心优势，较中小规模企业具备抵御政策、市场冲击的经营能力。规模化大型养殖企业布局及投产建设工作将弥补环保政策驱动下散户退出后的市场空缺。此外，由于规模养殖沉没成本相对高，在应对市场风险的过程中，此类养殖模式表现更加稳定、理性，从长期来看，或进一步弱化周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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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展望

从生猪出栏、存栏情况与当前全国猪价变化来看，2020年以来各地落实生猪稳产保供政策措施已现成效，全国生猪产能加快恢复。环保监管仍在持续，在政策约束以及尚未摆脱非瘟疫情、新冠疫情的三重压力下，生猪养殖市场在短期和长期将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

（1）短期：

从国内生猪供给来看，短期内稳产保供政策的系列出台带动养殖户积极性，产能恢复成效显著。此外，我国生猪跨省调运量极大，是动物疫病防控的重点之一，生猪禁运令下南北生猪市场供需失衡，华北、东北等潜力增长区生猪基地布局进程放缓。受制于非瘟疫情与新冠疫情传播防控要求，“运肉”或将逐渐部分替代“调猪”实现跨省供应，新政将加快中游大型规模养殖企业向下游屠宰业一体化布局动作。

（2）长期：

从区域布局来看，近年来生猪跨区域调运消耗大量资源、增加生猪流通成本且对环境产生影响，就近建立生猪养殖基地能够降低生产流通成本、避免疫情跨区传播，因此满足区域内消费需求的生猪养殖场将被合理保留，“养殖区域联合”相较“南猪北养”更具可持续发展优势；考虑到饲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因素对于养殖利润率的影响，北方主产区比较优势长期存在。

从生猪养殖模式选择上，现行阶段中国生猪养殖业中等规模养殖户无论是户数还是养殖量占比仍将保持较长时期的绝对优势，大型养殖企业完全替代中小规模养殖户从技术层面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均难以实现。然而规模以下养殖户粪污处理欠缺科学性、主动性，严重影响农村环境质量。预期从宏观政策层面，政府将长期针对“公司+养殖小区”、“公司+农户”等专业养殖模式采取补贴扶持手段，通过此类模式将中小养殖户引入大规模养殖企业体系内，适应政策、养殖土地稀缺、非瘟防控以及环保达标要求，在实现产业规模化、绿色转型升级的同时仍维持多赢局面。我国生猪行业资源在环保收紧下将进一步整合，通过企业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

另外，从企业微观层面，专业养殖模式结合企业精细化管理与农户养殖的优势，属于相对“轻资产”资金运作结构，利于中小猪企拓宽投资规模进行市场扩张。国内大型猪企仍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为战略目标，通过自上而下达到产销一体，一体化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养殖、环保的平均成本有望下降。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大规模猪企成本边际压缩空间收窄，且在人工、研发投入上较小规模企业更大，届时将依赖于市占率提升与业务多元化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此外，在环保监管大趋势下，头部企业将牵头推动“互联网+现代养殖”发展，建立有效指标检测体系与科学化的生态循环养殖系统，从育种、饲养、管理、疾病防治、运输加工及市场等方面实现全流程信息化。

新冠疫情持续扰动；非瘟疫情再度恶化；产能去化过快。

黄玉萍资深分析师(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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