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相对安全性更高的资产，城投债依旧获得市场机构的青睐。但同时，城投区域净融资及信用利差的分化仍在持续，并且城投债的年内偿付规模仍在高位，2022年全年城投债到期量将超过3.6万亿元，较2021年的3.42万亿元增长5.5%。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地产已“折戟”在前，在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的背景下，管理层大概率不会放任地方融资平台出现超预期违约。对于尚有城投配置需求的机构而言，高等级拉长久期和高票息短久期均是可以关注的策略。

　　系统性风险可控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城投公募债刚兑的打破，大部分业内人士还是给出了审慎乐观的态度。

　　近期市场普遍关注，以贵州为代表的经济实力处于后发地位的区域是否会出现城投公募债违约第一单？根据券商测算，就静态绝对负债率(采取“债券余额/公共财政收入”来计算负债率)考量，贵州省的负债率为808.24%，排在全国第二，债务负担相对于其他省份较高。

　　“我们应当积极看待政府化解债务的长期决心和短期允许金融结构适度展期的行为逻辑。”中信证券债券研究首席分析师明明指出，“事实上，贵州省城投债存量规模不算太大，相比于贵州省1.44万亿元的债券余额，城投债只占据了存量债券余额的18.13%，且存量城投债主要集中在省本级、贵阳市和遵义市，其行政风险层级并未向下蔓延。同时，贵州城投债的到期主要集中在3至5年范围内，占比超过40%，1年以内的占比在13%左右，短期集中偿债压力并不大。”

　　不仅如此，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也为地方的金融稳定和隐债化解增添了极大的助力。

　　“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来减缓隐性债务压力，而金融生态羸弱的地区需要政策支持。”明明坦言，“贵州区域的城投债有了隐性债务的牵连，若能受到当地政府、政策的加持，对一些高收益投资者而言未必是件‘坏事’。”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贵州省获得的债务限额分配合计12361亿元，同比增加了703亿元，有较大的增幅。而此次《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提出“对贵州适度分配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即贵州省有望在2022年获得更多的债务限额额度，这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展，并化解可能出现的债务兑付风险。

　　“建议投资者持续追踪政策配套措施落地、债务风险化解及区域融资能力改善的情况。”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分析师彭月柳婷表示，“短期内，贵州区域城投债的利差有望继续收窄，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可控制久期，适度参与区域内涉及隐债的存量公开发行城投债。”

　　区域分化仍在持续

　　当然，系统性风险可控并不代表城投刚兑难破。毕竟，区域净融资及信用利差的分化仍在持续。

　　不仅如此，2022年市场即将迎来城投债较大规模的偿付期。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城投债的偿付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较2021年的3.42万亿元增长5.5%。其中，到期规模2.44万亿元，提前兑付规模2130.94亿元，回售3868亿元，2022年新发行且年内到期的债券规模或超过2021年的5656亿元。

　　“就中长期来看，在‘城投政策偏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承压’的环境中，城投价值分化会更加凸显，城投尾部风险依然需要关注。”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固收首席分析师黄伟平看来，“城投自身的债务兑付和滚续压力是不容小觑的。在较大的债务兑付压力下，不排除未来稳妥化解存量债务与局部地区尤其是债务压力较大地区尾部城投风险‘爆破’并举的可能，城投资质分化是必然趋势。”

　　中证鹏元研发部高级董事吴志武指出，在各省将隐性债务清零作为未来5到10年工作目标的背景之下，城投主体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一方面，纳入隐性债务范围的城投债并不等于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其规模要比城投企业债务小很多。另一方面，隐性债务清零的过程，将会推动城投企业信用与政府信用进一步切割。

　　“城投企业将加快推进转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吴志武坦言，“即使这些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参与公益性项目，在信用上可以获得政府一定的支持，但鉴于彼时城投企业信用已与政府信用进行了完全的切割，则其信用风险上升实为大势所趋。”

　　尽管根据管理层“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工作部署，2022上半年国内基建料进一步提速，并激发城投融资的增长潜力，可考虑到“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是重中之重，则大部分机构判断，后续城投融资的增长会以结构性为主——即政策对于不同区域将“扶优限劣”，且“超前基建投资”会向中央和省级重点项目多的省市及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倾斜。也就是说，重点项目较多、债务风险较低区域内的城投配套融资需求将得到保证，反之债务风险较高地区的城投债融资会面临较大约束。

　　记者也注意到，2021年虽有25个省市的城投实现了净融资，可仍有6个省市最终表现为净偿还。在净融资省市中，江苏、浙江两地的筹资规模依旧“遥遥领先”，分别为5564.74亿元、5012.14亿元，四川、湖南、江西、广东四地的净融资规模也均在1000亿元以上。至于净偿还的省市，具体为天津、辽宁、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宁夏，其中天津城投的净偿规模达1206.03亿元，“稳居首位”。

　　具体到后续的城投债择券方面，“基于安全性考量，更适合走‘中间路线’。”明明称，“第一个方向是选择江浙区域内的城投平台进行下沉。这些区域的偿债压力主要分布在2023年至2024年，2022年的到期压力并不大，而且即便按照最严格的发债政策，也能够保障借新还旧，再融资环境也比较明朗。第二个方向是中部省份，结合发债资源再分配和隐债显性化空间这两条逻辑，河南省和四川省是比较值得配置的中部省份。”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